有清一代，直隶总督一职先后由73人担任，个个位高权重，不仅掌管京畿要地，还兼管军权、漕运、治河、盐政甚至外交大权。

老话说“一座总督衙署，半部清史写照”，一点不夸张。

在73位直隶总督中，有这样一个安徽人，他十几岁时家破人亡，被剥夺科举资格，却在32岁逆天改命，最终坐镇京畿二十年，成为清代任职时间第二长的直隶总督。

这位就是桐城人方观承。

康熙五十年（1711年），一桩震动朝野的《南山集》案，改变了桐城方氏一族的命运。方观承的祖父方登峄、父亲方式济，本是清廷官员。案发后，方家遭株连，已故的曾祖被掘墓锉骨，祖父与父亲全家被流放黑龙江，永不赦还。

那一年，方观承尚在少年，约十余岁。他虽免于流放，却从此家破人亡。与兄长流落南京，栖身清凉山寺，靠僧人接济为生。更残酷的是，他永远失去了参加科举的资格。在那个“学而优则仕”的时代，这等于断绝了所有正途。

展开剩余75%

年轻的他，为生计所迫，曾游历四方，遍知天下利病人情，这段经历也为他日后治理地方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。

命运的转折，发生在雍正年间。约雍正十年（1732年）后，方观承因才干出众得到平郡王福彭的举荐，受雍正皇帝赏识，被破格授予内阁中书一职，从此步入仕途。这个起步，对同龄进士而言已属迟暮，对他却是绝处逢生。

此后十七年间，方观承的升迁速度令人咋舌：从七品到从一品，他完成了那个时代几乎不可能的跨越。乾隆十四年（1749年），51岁的他被任命为直隶总督，从此开启了一段长达二十年的治世传奇。

在直隶任上，他面临最棘手的难题——永定河水患。 这条被称为“小黄河”的河流，是清廷的心腹大患。

方观承到任后，“勤于民事，不惮劳苦”，亲赴河堤督工，疏浚河道，修筑水闸。他任内，永定河罕见地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安澜。

方观承的务实，不仅体现在治河上。

乾隆三十年，他主持绘制了《棉花图》册，共十六幅，完整记录了从种棉到染织成布的全过程。每幅图附有文字说明，旨在推广棉纺技术，惠及百姓。

乾隆皇帝对此极为赞赏，在每幅图上亲笔题诗，并命人刻石流传。这一举动，既是对方观承务实作风的肯定，也体现了清政府“重农重桑”的国策。

“任久民情悉，心恒吏治敦。” 这是乾隆赐给方观承的诗句。一位皇帝用“民情悉”“吏治敦”评价臣子，殊为罕见。更难得的是，方观承任职期间，虽屡遭弹劾，乾隆始终对他信任有加。

方维甸

方观承的传奇并未止于他一人。 他的儿子方维甸、侄子方受畴后来亦被任命为直隶总督，虽然方维甸因丁母忧未能实际到任，但“一门三总督”的官场奇观，在清代极为罕见。

从罪臣家族之后到三代总督，桐城方氏完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家族逆袭。

这背后不仅是个人能力的体现，更是清代选官制度中“重实干、重成效”一面的缩影。方观承证明了，在科举正途之外，才干与品行同样能打开仕途的大门。

时光流转到光绪年间，直隶总督的权柄，交到了另一位安徽人手中。 同治九年（1870年），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。

此时的直隶总督，已不仅是地方大吏，更是清廷外交、军事、洋务的中心。李鸿章之后，亦有张树声、周馥、杨士骧等安徽籍官员执掌直隶。

晚清时期，安徽籍官员在直隶总督任上确实占据了重要地位。

发布于：安徽省